中國歷史上儲糧備荒的倉儲制度，以常平倉、義倉及社倉為骨干，自漢代首創(chuàng)常平倉，繼之在隋代出現義倉，至南宋朱熹創(chuàng)設社倉而三倉趨于完備，沿用至清代仍不衰。南宋時期三倉并存，同有預防及救助災荒的作用，三者之中，常平倉和義倉均設于城邑，所發(fā)揮的功用往往只及城市之民，而社倉設于鄉(xiāng)村，澤惠遍及眾多的農家，功效所及范圍遠較常平倉和義倉為廣，對于農村中貧富之間經濟上的沖突發(fā)揮平衡的作用，有益于農村社會的穩(wěn)定。
社倉的背景和淵源
社倉是朱熹所創(chuàng)的一種社會互助制度，由地方政府或鄉(xiāng)里富家提供糧谷，設置貸本，以低利借貸給農民作農業(yè)資本或生活費用。這種制度之所以產生，以及產生之后能夠推廣，是社會現實和儒家理想交互作用的結果。農村中貧富不均及兩者之間沖突的問題，自古以來即已存在，而南宋時期，由于人口迅速增加，農家平均所能擁有的耕地數量減少，加以商業(yè)日漸繁盛，農家生產被動地卷入市場經濟中，遭受糧價季節(jié)性波動的影響，使得問題更易趨向尖銳。占南宋農村戶口絕大部分的自耕農及佃農，終年竭力耕作，卻往往入不敷出，必須依賴借貸來維持生活或從事生產。然而若干富家借貸利率高企，農民利息負擔沉重，債務常無法償清，陷入長期負債或典賣田產的困境。若是遭逢水旱天災，更有農民弱者販鬻妻兒，甚至流離餓死，而強悍者則聚眾起而劫糧，造成農村社會的不安。
據朱熹弟子黃幹追述社倉創(chuàng)設的由來，是由于建寧府之地，每逢災荒，“大家必閉倉以俟高價，小民亦群起殺人以取其禾，……茍或負固難擒，必且嘯聚為變”?？芍?，朱熹創(chuàng)設社倉的動機 ，實導因于親身體驗到農村糧食問題所造成的社會不安，而設法予以事先消弭。
背景的另一面則是理學家的社會理想。朱熹以理學宗師的身份，創(chuàng)設社倉，而得士大夫的風從響應，實不僅植根于對現實問題的考慮，而是有一種社會理想在背后作推動的力量。理學家社會理想，導源自仁，仁是孔子的中心思想，也是宋代理學家討論的一個重要問題。受北宋理學之影響，朱熹也極推崇張載《西銘》一文，可知《西銘》所描繪的人人各遂其所生的社會藍圖，已成為理學家共有的理想。從理學家對仁的闡釋來觀察當時的農村社會，自然應該對眾多困苦的農家施以扶助，使這些遭逢不幸的人們也能暢遂所生。社倉的創(chuàng)設，就是理學家對仁的實踐。
社倉雖然創(chuàng)自朱熹，但是并非一全新制度，其淵源遠可追溯至隋代的義倉，近則取法于北宋王安石新法中的青苗法，朱熹針對現實問題而將舊有制度加以變化，使社倉具有了新的意義。隋代的義倉，又稱為社倉，南宋社倉的名稱，實淵源于此。按隋代地方有社制，仿效先秦，以二十五家為一社，為共同祭祀的單位。隋代義倉初設置時，是當社立倉，勸課百姓及軍人，在收成之時隨所得多寡捐獻粟麥，儲于倉中，遇歉收或饑饉時用以賑給?？芍x倉最初設于鄉(xiāng)里，糧谷出自富家自愿捐獻而非強制隨賦稅繳納，其形態(tài)和后世朱熹所創(chuàng)社倉相近。但不久之后，義倉形態(tài)發(fā)生很大的改變，不當社置倉而移設于州縣，糧谷不出自勸課而強制隨賦稅繳納。形態(tài)改變后的義倉，才是后世義倉的起源。此后義倉之制經唐代沿用至宋代，雖然仍設于州縣，但士大夫往往能認識其本義，而請于鄉(xiāng)村置倉；作為地方基層組織的社制在宋代雖已不存，但因社自古以來又有鄉(xiāng)之意，宋人用語也以村社連稱，因而社倉之名相沿不改。
南宋的社倉雖然可以淵源于隋代的義倉，但是其經營方式卻和義倉不同。義倉糧谷用于荒年賑給饑民，社倉則是常年貸放收息，這種經營方式取法自北宋王安石的青苗法。
創(chuàng)設與推廣
社倉之制，一般認為創(chuàng)自朱熹，實際在朱熹之前，魏掞之已有類似做法。在建寧府建陽縣長灘鋪設倉，以谷貸民，但是遇歉收發(fā)廩，不收息。魏掞之嘗師事胡憲，與朱熹為同門。魏掞之設倉事在紹興二十年（1150），其動機與朱熹相同，是由農村糧食問題所造成的社會不安所引起的，而農民既得社倉所貸糧谷，社會也恢復穩(wěn)定。
朱熹于乾道五年在建寧府崇安縣設社倉，“其規(guī)模大略仿元履（即魏掞之），獨歲貸收息為小異”。創(chuàng)設的源起，導因于乾道四年建寧府發(fā)生災荒，而浦城縣又起盜亂，崇安縣開耀鄉(xiāng)人情為之震動，朱熹正鄉(xiāng)居于此，于是與鄉(xiāng)人左朝奉郎劉如愚共同請求府中撥常平米六百石，賑濟鄉(xiāng)民，鄉(xiāng)里因此而恢復安寧。這年冬天，鄉(xiāng)民歸還谷米，官府準予置鄉(xiāng)中，以備兇荒之需。自次年起，每年夏天即貸放，收息二分，谷米原本分儲于民家，至乾道七年（1171），才依古社倉法，建倉儲存。
社倉的貸本，即出于乾道四年（1168）官府撥下的常平米，而朱熹不依官府原意，用之于歉收時賑濟，改為常年貸放收息，其用意即在抑制農村中的高利貸，使農民在平時也能夠改善生活。南宋農村中的利率，苛刻者固然取倍稱之息，即令一般認為合理的利率，也在三分至五分之間，因此二分之息已經很低。社倉雖然建造于乾道七年，但是自乾道五年以后，已有貸放之實。此后歷年貸放，至淳熙八年（1181），經營十分成功，所收息米，除用于建倉之外，并將原來撥自府中的六百石米歸還，十余年間，已累積息米三千一百石，因此朱熹便將貸放的方式加以改變，此后貸放不再收二分之息，每一石米只收耗米三升，耗米約原米的三十三分之一，對農民來說，負擔很輕。朱熹之所以作這樣的改變，據其自述，是受當年與魏掞之相互討論的影響。這一轉變，顯示社倉的貸本雖然最初由官府資助，但是當息米累積到相當數量之后，就以息米作貸本，而將原來的貸本歸還官府。這些息米，原為借貸的農民所納，可以視為農民自己的儲蓄，也就是透過社倉來協助農民儲蓄，以解決農民本身的困難。自社倉創(chuàng)設后，“一鄉(xiāng)四五十里之間，雖遇兇年，人不闕食”，而“米價不知騰躍，富家無所牟利，故無閉糴之家，小民不至乏食，故無劫禾之患，二十余年，里閭安帖，無復他變，蓋所以陰消而潛彌之者，皆社倉之力也” （《朱文公文集》）?？梢?，社倉顯然具有穩(wěn)定農村社會之功效。
社倉由崇安一地推廣之南宋全境，也得力于朱熹本人的推動。崇安社倉創(chuàng)設之后，十余年間，各地的倉儲制度仍然沒有改善。常平倉、義倉依舊設于城邑，其惠澤甚難遍及鄉(xiāng)里農家。直至淳熙八年，適逢浙東發(fā)生大饑荒，宰相王淮即當年的建寧府知府，推薦朱熹為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，負責救荒，朱熹入京上奏，詳述崇安社倉行之有效的經驗，請求推廣于各地，作為防備災荒的久遠之計。朱熹的上奏，在朝廷上引起爭論，但最終朝廷接受戶部的意見，按照朱熹的意見，詔行社倉于各郡，只是詔令中強調“任從民便”，“州縣并不須干預抑勒”。于是社倉的設置不再限于建寧一地，開始向全國推行。
發(fā)展與演變
朱熹以崇安社倉的經驗而推廣社倉于全國，于是以后社倉的設立，常以崇安社倉為藍本，以米谷作貸本，由鄉(xiāng)居士人主持管理，采取歲貸收息的方式，透過社倉協助農民儲蓄。但是也有許多社倉，由于配合社會的需要、適應特殊的環(huán)境或解決現實的難題，不完全本于崇安社倉模式，而發(fā)展出各種不同的經營形態(tài)，在組織上也有改變，使得南宋的社倉具有多樣性，能從各種不同的方向來發(fā)揮功效，正符合朱熹奏疏中“更許隨宜立約”之意。發(fā)展和演變的方向，有以下幾種：第一、以田產作社倉的貸本，藉田租的收入取代利息；第二、平糴式社倉的發(fā)展。平糴式社倉取法于常平倉的經營方式，與崇安社倉的形態(tài)截然不同。首先提議設立平糴式社倉的，是陸九淵。陸九淵認為，貸放式社倉必須在豐年常熟的環(huán)境中才能維持長久，否則如遇歉歲，不免有散無斂，因而妨礙正常的貸放，為了避免這種情形發(fā)生，應該兼置平糴一倉，在豐收時糴米入倉，而將所糴之米谷分成兩部分，一部分在常年缺糧季節(jié)糴予農民，另一部分則留待歉歲之用，也就是以平糴的方式，直接打擊富家的操縱糧價。第三、社倉和舉子倉、義役兩種社倉互助組織相結合。
結語
南宋社倉在發(fā)展演變的過程中，吸收其他制度的長處，和其他組織相結合，而沒有完全喪失其本身民間組織的性質，即使政府對社倉的控制加強，卻始終沒有因此而取代民間組織。南宋社倉所以能繼續(xù)發(fā)展，保持其扶助農民的功能，這應該是一個重要的因素。否則如果全成為政府組織，則不免會由于行政上的方便和財政上的融通，而使倉儲移置于郡邑，不復用之于農民。而社倉的民間組織性質之所以能維持不墜，就其本身組成而論，實系于負責主持管理的鄉(xiāng)居士人。這些士人，以家鄉(xiāng)為根基，出則仕宦，退則居鄉(xiāng)，由于生活在鄉(xiāng)里，加之受儒學之熏陶，自必關心其間的一切，于是以他們的學識能力，在家鄉(xiāng)主持各項事業(yè)，造福鄉(xiāng)里。由于民間有這一類士人的存在，所以社倉才不必完全依賴政府的管理。儒家思想便是在這種社會結構中，轉化成為社倉這種制度，而發(fā)揮其穩(wěn)定社會的力量。
摘編文獻：
梁庚堯著《宋代社會經濟史論集》1997年。